2.2  研究方法与思路

首先从政策发布年度、政策文本形式、政策发布主体、政策文本主题等方面整体上对政策文本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对邮轮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并基于词频分析对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特点及政策特征进行探讨，从而深刻理解政策“有形之手”对产业演化的调控作用。最后，采用扎根理论对邮轮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要素及作用机理进行识别。其中，扎根理论由Glaser等（1967）于1967年提出，是一种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是政策分析的常用方法（张骁等，2018）。扎根理论是“理论发展的归纳方法”，通过启发式抽象过程促成了实体理论或形式理论的形成（Glaser et al.，2017）。其目的是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数据来产生理论，而不是检验预先设想的观点或假说（Corbin et al.，2014）。尽管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但它将定性研究的深刻和丰富解释与定量研究的逻辑和严谨的系统分析相结合（Charmaz，2000），可以系统地对原始的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归纳、提炼和抽象，使之概念化、范畴化，逐步建构各个概念和范畴要素之间的关联，挖掘现象背后的理论，形成理论框架（汪涛等，2012；杨冉冉等，2014；靳代平等，2016）。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包括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图1 邮轮产业政策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2006年，歌诗达邮轮“爱兰歌娜号”首次开设以上海为母港的国际邮轮航线，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起步。经历了十余年快速发展，我国邮轮旅游业务成绩斐然，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邮轮旅游客源国；产业链拓展效果显著，多船运营的本土邮轮企业出现，特别是在邮轮制造领域成为继意大利、德国、芬兰和法国以外的重要参与者，呈现全产业链布局的良好态势。以我国开通第一条始发港航线、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我国首次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客源国为关键节点，可以将邮轮产业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见图2）：一是探索成长期（2006年—2011年）。产业工作主要集中在建设港口基础设施和吸引国际邮轮挂靠业务方面，属于邮轮产业的萌芽期。二是爆发提升期（2012年—2016年）。该阶段邮轮港口系统基本成熟，邮轮挂靠数量剧增，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上海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四大邮轮母港。国家陆续设立了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鼓励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三是调整优化期（2017年至今）。该阶段，国际邮轮公司在华部署与发展战略略有调整，邮轮接待业务增速放缓。华南地区成为邮轮重要市场，新增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初步形成了华北环渤海、华东长三角、东南海峡两岸、华南粤港澳、南海琼州海峡等邮轮港口群发展格局。中国开启首艘本土邮轮建造项目，多船本土邮轮运营公司将出现。

中国邮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众多部门的政策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根据不同时期的产业发展需求，因地制宜，因需而变，从整体性支持到产业环节的具体性扶持，不断更新、健全和完善政策体系，不断推动中国邮轮产业的科学布局与协调发展。每一次政策创新都推动了邮轮产业的变革与演化。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政策要“全”，涉及邮轮产业链方方面面，缺一不可；政策要“新”，伴随产业需求而不断完善，引领产业演化；政策要“精”，找准产业发展痛点和热点，具有实效性。

图2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历程及关键事件

注：本图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4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截取，底图无修改。

5.5.1  邮轮产业政策制定要素内涵与逻辑

（一）产业要素

1、邮轮港口与邮轮城市

首先，在邮轮旅游业发展初期，邮轮港口是邮轮产业政策关注的核心要素（孙晓东等，2017b）。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鼓励和支持在具备发展条件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西南沿海布局邮轮基础设施，主动承接全球邮轮旅游业的转移，直接推动了我国邮轮接待业务的增长。

然后，港口定位与协调发展对于沿海邮轮港口科学布局非常关键，可以有效避免母港建设白热化和不必要的损失和风险。通过科学定位将邮轮港口划分为访问港、始发港和母港3种类型；积极推进专业化邮轮码头建设而非打造邮轮母港；以始发港定位为主，优化港口布局，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邮轮港口体系，为邮轮产业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港区及码头规划建设是发展邮轮产业的基本工作，需要将码头和港口规划与城市功能充分衔接，为邮轮业发展预留空间。此外，有序推进邮轮码头建设，合理配置配套设施，创新码头建设和运营模式，探索多维业务发展机会。

再次，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绿色港口与可持续发展是邮轮港口发展的必经之路。鼓励依靠科技创新改善和提升邮轮港口及配套设施的运营效率，提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譬如，通过配备船舶岸电设施有效降低邮轮停靠时的空气污染程度，提升邮轮产业的环境友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