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行户籍制度管理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居民在城乡、地区之间的转移非常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管理的不断放松，人口迅速涌入城市，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发挥集聚优势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年来，大城市“剩男剩女”数量的急剧增加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30岁以上的大龄未婚人口已经超过2200万人，占同序列人口比重30%。国家民政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3.4岁提高到2017年的26.8岁，初婚年龄的持续延迟导致大龄单身居民群体不断壮大。这种趋势在许多大城市尤为明显，上海、广州、南京等多个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30岁，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地区）水平，大城市已经成为大龄未婚人口集聚的“重灾区”。婚恋不仅是居民的个人选择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大问题。初婚年龄的持续推迟为我国生育率低迷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埋下隐患。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现状，2017年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就提出要切实服务居民婚恋交友，重点做好大龄未婚居民群体的婚姻服务工作。 

对于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的原因，已有研究做出了许多有益探讨。从宏观视角来说，社会变迁因素包括适婚年龄人口基数和结构的变动，技术进步导致单身成本的下降，市场化进程中结婚成本的增加，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等均会对居民初婚行为产生影响。而从个人微观视角来看，个人的教育获得、女性经济独立和劳动参与等均会显著推迟初婚年龄。但是，鲜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城市规模对居民初婚行为的影响，为何大城市的男女更容易被“剩下”？现有的研究难以对这种现实状况进行解释。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城市作为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必然会对个人行为的选择模式产生重要影响。而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城市规模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居民的消费模式、储蓄模式、出行方式等；二是城市规模对个人主观感受的影响，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居民的幸福感等；三是城市规模对个人机会获得的影响，如个人发展空间、工资收入、就业机会等。但是，关于城市规模对个体初婚年龄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涉及。我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未来十几年间数以亿计的人口将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小城市涌入大城市。在此背景下，研究城市规模对居民婚恋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针对大城市居民初婚年龄延迟的现象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城市规模是否影响居民初婚年龄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揭示了城市规模与“剩男剩女”现象之间的关系，拓宽城市规模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相关研究领域；第二，本文从房价和个体学历的角度考察了城市规模影响个体初婚年龄的具体渠道，一方面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为大城市改善“剩男剩女”状况提供了方向和指导建议；第三，鉴于城市大龄单身居民群体的不断壮大，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改善我国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结构提供帮助，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1. 计量模型 

根据上文的理论假说，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重点检验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marr_ageik=α+β×citypopk+Xikγ+cityk+ξik

其中，i表示样本个体，k表示i个体所在的城市，marr_age表示结婚年龄；citypop表示城市规模；X代表影响初婚年龄的其他控制变量矩阵；city表示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捕捉随地区变化的一些因素；ξ 为随机扰动项；γ为控制变量对应的系数矩阵。β为本文关心的系数，代表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如果β为正，说明城市越大，初婚年龄越大，即揭示城市规模越大，“剩男剩女”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