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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勤 | 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来自CLDS2016的经验分析
来源:赵焕焱 | 作者:李光勤 | 发布时间 :2023-08-18 | 6335 次浏览: | 分享到:

2.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CLDS2016）进行实证研究。CLDS数据库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平台（世界一流大学配套专项）搜集和建立，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数据库。主要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15-64岁的家庭成员）。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因此使用的是调查对象的初婚年龄及其现居城市的人口规模数据。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调查对象存在婚内迁徙行为，则显然其现在居住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能对本研究做出贡献，而CLDS数据库并不能区分调查对象婚后是否存在迁徙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本文认为人们更倾向于在婚前进行流动，而婚后则较为稳定，因此在样本足够大的情况下忽略婚后迁徙的情况。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初婚年龄，通过调查对象初婚发生的年份与出生年份相减得到。通过对原始数据的简单整理，删除年龄为负值、小于19岁的以及大于60岁的样本，最后剩下15518个样本。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规模，主要采用每个样本所在城市的2010年人口（在表1中，还采用不同的年份城市人口代表各自年份的城市规模）来衡量，考虑每个年代的居民初婚年龄是受到不同年代城市规模的影响，因此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将样本按年龄进行分组后，使用其适婚年龄时对应的城市人口进行匹配。从表1的初婚年龄特征来看，样本最小初婚年龄为19岁，最大初婚年龄为56岁，平均初婚年龄为23.98岁，但是标准差达到3.765，说明样本之间的初婚年龄相差较大。根据初婚年龄的数据特征，本文制作了初婚年龄的核密度图（见图1），可以看出样本的初婚年龄主要分布在20-30岁，比较符合传统观念中对结婚年龄的预期，但仍存在较多30岁以上的初婚人数，即所谓的“剩男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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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部分对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的梳理和总结，本文选取如表1所示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样本的个体及其家庭特征变量：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采用个人的实际年龄衡量。受教育水平：采用个人的受教育年限表 示，小学毕业为6年的教育经历；初中毕业为9年；高中和职高毕业则为12年；大专毕业为15年；本科 毕业为16年；硕士毕业为19年；博士毕业为22年。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政治面貌：1表示共产 党员，0表示非共产党员。户籍：在问卷中，户口的类型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和没有户口，删掉没有户口的样本，将非农户口赋值为1，其他为0。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兄弟姐妹数量：采用样本所在家庭的子女总数（不包括样本本身）衡量。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采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衡量。父母的政治面貌：如果父母有一方为共产党员则赋值为1，否则为0。父母的户口：如果父母有一方的户口为非农业户口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五、机制分析

前文中全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和家庭特征后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利用不同时段的城市规模以区分样本年龄段分别进行分析，证实了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体初婚年龄的推迟作用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增强。那么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在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以房价和学历为机制进行检验分析。

1. 城市规模影响初婚年龄的房价机制 

在当前的中国，拥有一套住房仍然是形成婚姻的重要先决条件，因此房价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就尤为值得关注。本部分借鉴丁祖昱的方法，采用样本所在城市房价与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个人的购房能力，以此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房价收入比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从而间接验证城市规模影响初婚年龄的房价机制。表6展示了房价收入比对初婚年龄的估计结果，其中房价收入比采用2010年各个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与城市居民的月收入之比来衡量。第（1）列为全样本回归结果，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房价收入比越高，初婚年龄越大，也就是说房价较高地区的居民往往较晚进入婚姻，这也与我国的现实状况一致。第（2）列和第（3）列为分性别检验，结果表明房价对男女的初婚年龄都呈正向影响，高房价对男性初婚年龄的推迟作用要大于女性，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说2相符。 

当前社会对“剩男剩女”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80后”这一群体，全样本检验采用的房价收入比为2010年的数据，与其对应的适婚年龄群体也是“80后”，因此，下文进一步对“80后”样本进行检验，结果为第（4）列到第（6）列。总样本和分性别的子样本检验结果均显示房价收入比对“80后”群体的初婚年龄具有显著影响，其系数均明显大于全样本的系数。这主要是因为“80后”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平均分配的住房制度被取消，婚姻市场上对择偶对象经济条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商品房改革以来飞涨的房价使“是否有房”成为衡量结婚对象质量的重要指标，这一方面提高了拥有住房的居民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其扩大搜寻范围，抬高了择偶要求，延长了搜寻时间；另一方面对于没有住房的居民来说，高房价则显著增加了其结婚难度。男女原有的差异化的择偶标准（男性的资源，女性的外貌）开始逐步融合，已有许多研究证明了经济潜力对女性婚姻的促进作用，也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认为住房应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因此，房价对“80后”女性的初婚年龄也产生较大影响。


李光勤

李光勤，男，广西酒店行业专家库专家，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龙湖学者，浙江大学经济学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访学者。主持省部级项目以上项目多项。《旅游学刊》《旅游科学》等期刊匿名审稿专家，曾任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经济与产业管理。博士期间，获得两次国家奖学金，获得上海财经大学学术之星。在《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Chan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Business Strategyand the Environment》、《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公共管理学报》、《地理研究》、《旅游学刊》、《经济地理》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发表的《酒香真的不怕巷子深吗?一一基旅游学权威期刊、人大复印资料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被CSSCI、《旅游管理》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