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中，生态补偿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对生态问题的重视，生态补偿已经成为解决生态问题与发展问题的短期矛盾的重要方法。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者、建设者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既包括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补偿，也包括对环境正面效益的补偿。TEEB认为，基于生态保护目的而提供的生态补偿可以使得土地所有者采取对生态系统更为有利的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该领域的科研人员对生态补偿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尝试。王金南提出，生态补偿的可行做法是先核算，再协商，根据科学有据的核算结果进行各方协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前主要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概括为资金补偿、政策补偿、物质补偿和技术补偿。随着生态补偿实践经验的积累，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补偿的影响与价值的研究。吴乐等在对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毕节市威宁县、大方县进行田野调查后，提出生态补偿的机制设计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户的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减贫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

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核心，当前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大多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基础（见图1）。可持续生计资本一般概括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在不同场域的分析过程中，根据客观情况的差异，在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时，每种生计资本的计算内容、计算方式、赋值比例等呈现出较大的区别。生计资本作为研究理论与分析工具在贫困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唐丽霞等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贫困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提升了扶贫工作的效率。有学者从乡村旅游、耕地流转等视角对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与关联分析。蒋佳佳等通过对重庆合川188户耕地流转户的调研，发现在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资本得以重组，出现了农户生计资本的分化与分层，而多元生计资本的重组有助于农户的可持续发展。史玉丁等通过对渝东南样本地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的田野调查与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

已有关于生态补偿与生计资本的研究，尤其是相关应用研究已经非常充实，但是鲜有学者关注针对性的生计资本计算方式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不同产业结构背景下的生计资本差异化的研究极为稀少，而这却非常重要。例如，一般而言，年龄是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量化的核心要素，在赋值时往往以中青年为峰值向两端逐渐降低，但不同产业对人力资本中年龄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笔者的田野调研，发现乡村旅游产业背景下中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贡献大于中青年，可见，根据客观现实与场域的差异构建针对性的分析框架，进而进行针对性的分析研究非常重要。本研究关注生态补偿行为机制下旅游化乡村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旅游化乡村农户的生计资本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里将其概括为旅游生计资本，通过对样本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进而研究不同生态补偿策略对每种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提出样本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建议。

（一）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由政府和市场两部分组成，政府补偿占主要部分，市场作为重要补充。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政策的发展转型，逐渐明确了“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但现实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当前，样本地农户获得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是政策补偿、资金补偿、物质补偿和技术补偿。通过实地调研，样本地农户更倾向于多种方式的共同补偿，如果仅有一种补偿方式，则更倾向于选择资金补偿方式，见表7。

（二）生态补偿方式对各项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

1.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本研究把生态补偿方式作为自变量，五种旅游生计资本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明确生态补偿方式与农户旅游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为深入分析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把生态补偿方式中的政策补偿定为X1，细分为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政策、相关农户移民搬迁政策等；把资金补偿定为Ｘ2，细分为生态补偿金、子女教育和养老补贴、搬迁补贴等；把物质补偿定为Ｘ3，细分为农户生产用具、种子、肥料、生活用品等；技术补偿定为Ｘ4，细分为乡村旅游等农户生产技能培训。根据农户对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依次赋值，从首先到最后，分别赋值9、7、5、3。旅游生计资本中旅游人力资本、旅游资源资本、旅游金融资本、旅游物质资本和旅游社会资本分别定为Ｙ1、Ｙ2、Ｙ3、Ｙ4、Ｙ5。按照实际测量的各项旅游生计资本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终，建立Ｘ与Ｙ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