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赏析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节选)
01 摘要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一、生态补偿与生计资本的研究进展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中,生态补偿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对生态问题的重视,生态补偿已经成为解决生态问题与发展问题的短期矛盾的重要方法。生态补偿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者、建设者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既包括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补偿,也包括对环境正面效益的补偿。TEEB认为,基于生态保护目的而提供的生态补偿可以使得土地所有者采取对生态系统更为有利的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该领域的科研人员对生态补偿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尝试。王金南提出,生态补偿的可行做法是先核算,再协商,根据科学有据的核算结果进行各方协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当前主要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概括为资金补偿、政策补偿、物质补偿和技术补偿。随着生态补偿实践经验的积累,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补偿的影响与价值的研究。吴乐等在对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毕节市威宁县、大方县进行田野调查后,提出生态补偿的机制设计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户的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减贫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
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核心,当前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大多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分析基础(见图1)。可持续生计资本一般概括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在不同场域的分析过程中,根据客观情况的差异,在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时,每种生计资本的计算内容、计算方式、赋值比例等呈现出较大的区别。生计资本作为研究理论与分析工具在贫困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唐丽霞等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贫困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提升了扶贫工作的效率。有学者从乡村旅游、耕地流转等视角对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与关联分析。蒋佳佳等通过对重庆合川188户耕地流转户的调研,发现在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资本得以重组,出现了农户生计资本的分化与分层,而多元生计资本的重组有助于农户的可持续发展。史玉丁等通过对渝东南样本地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的田野调查与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
已有关于生态补偿与生计资本的研究,尤其是相关应用研究已经非常充实,但是鲜有学者关注针对性的生计资本计算方式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不同产业结构背景下的生计资本差异化的研究极为稀少,而这却非常重要。例如,一般而言,年龄是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量化的核心要素,在赋值时往往以中青年为峰值向两端逐渐降低,但不同产业对人力资本中年龄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笔者的田野调研,发现乡村旅游产业背景下中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贡献大于中青年,可见,根据客观现实与场域的差异构建针对性的分析框架,进而进行针对性的分析研究非常重要。本研究关注生态补偿行为机制下旅游化乡村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旅游化乡村农户的生计资本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里将其概括为旅游生计资本,通过对样本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进而研究不同生态补偿策略对每种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基于此提出样本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建议。
四、生态补偿对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
(一)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由政府和市场两部分组成,政府补偿占主要部分,市场作为重要补充。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政策的发展转型,逐渐明确了“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但现实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当前,样本地农户获得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是政策补偿、资金补偿、物质补偿和技术补偿。通过实地调研,样本地农户更倾向于多种方式的共同补偿,如果仅有一种补偿方式,则更倾向于选择资金补偿方式,见表7。
(二)生态补偿方式对各项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
1.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本研究把生态补偿方式作为自变量,五种旅游生计资本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明确生态补偿方式与农户旅游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为深入分析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把生态补偿方式中的政策补偿定为X1,细分为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政策、相关农户移民搬迁政策等;把资金补偿定为X2,细分为生态补偿金、子女教育和养老补贴、搬迁补贴等;把物质补偿定为X3,细分为农户生产用具、种子、肥料、生活用品等;技术补偿定为X4,细分为乡村旅游等农户生产技能培训。根据农户对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依次赋值,从首先到最后,分别赋值9、7、5、3。旅游生计资本中旅游人力资本、旅游资源资本、旅游金融资本、旅游物质资本和旅游社会资本分别定为Y1、Y2、Y3、Y4、Y5。按照实际测量的各项旅游生计资本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终,建立X与Y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
式中:β0为常数项;β1到β2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赋值;μ为随机变量。
3.各种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对样本地的生态补偿方式与农户旅游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资金补偿、政策补偿、物质补偿都能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产生正向拉动作用,而技术补偿的正向拉动作用较不明显,资金补偿在5%水平上显著,物质补偿在5%水平上显著,政策补偿在10%水平上显著(见表8)。
其中,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正向拉动作用最为明显,达到了0.437,物质补偿拉动作用达到0.247,这是因为资金补偿、物质补偿可以与农户的旅游生计资本直接对接,达到快速提高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效果。政策补偿需要一定时间的转化才能到达农户旅游生计中,形成农户旅游生计资本,所以它的拉动作用相对稍低,为0.193。技术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样本地拉动值为0.094。这与技术补偿的长周期和技术补偿的内容、方式、效果有关系。
资金补偿对各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资金补偿对所有旅游生计资本都产生正向拉动作用,其中对旅游金融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0.251),这是因为资金补偿直接增加了农户的资金收入,也为农户旅游产业的金融借贷提供了更大可能。资金补偿对旅游资源资本、旅游物质资本和旅游人力资本的拉动作用也比较明显,这是因为资金补偿提高了生计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进而转化为旅游物品的可能性,也提供了传统农户向旅游从业人员转型的机会。资金补偿对旅游社会资本的影响较不明显,这是因为资金补偿与农户旅游社会资本的形成关系不大。
政策补偿对各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政策补偿对所有旅游生计资本均产生正向拉动作用,但均不明显,这是因为政策补偿需要一定的转化机制和转化媒介,才能形成直观的农户旅游生计资本。在政策补偿下,农户开始注重自有资源、自有物质的旅游价值,并对其进行保护或旅游化改造,提高了旅游资源资本和旅游物质资本,但样本地政策的持续程度、针对性和现实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直接影响农户行动的积极性。在政策带动下,农户开始注重自身旅游技能的挖掘和学习,但受限于村民的劳动时间,样本地农户学习的持续性和主动性较为不足。一定程度上,政策拉近了样本地村庄与外界的距离,增强了农户的社会网络关系,在政策落地后,将表现更为明显。
物质补偿对各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与资金补偿和政策补偿一样,物质补偿对所有旅游生计资本产生正向拉动作用,其中,对旅游物质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为0.127,这是因为,政府的物质补偿直接体现为农户的旅游物质资本。通过物质补偿,样本地农户减少了对村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消耗,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村庄资源的保护作用,可见,物质补偿对旅游资源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相对旅游资源资本和旅游物质资本,物质补偿对样本地农户的旅游金融资本、旅游人力资本和旅游社会资本影响较不明显。
技术补偿对各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技术补偿对样本地村庄各旅游生计资本影响均不明显,这是因为样本地的技术补偿仅停留在一般的农技转移,没有专门的针对性的旅游技能转移,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农技技能,但是对旅游生计影响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不同的生态补偿方式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但不能以当前生态补偿方式对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程度判断补偿方式的优劣。从公共管理的视角,这可以为政府管理提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精准指向,也可以根据客观实际衍生出新的生态补偿方式,或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组合运用。
五、基于旅游生计资本提升的生态补偿分析
乡村旅游地的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促进当地居民生计水平的可持续提升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政府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当地居民是政策接纳与效果评价的主体。在生态补偿运行过程中,当地居民是架通地方政府、生态系统、生计方式的重要纽带,其核心枢纽作用体现明显。如何创新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当地居民的主动性与参与意识,促进居民生计与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是地方政府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旅游生计资本,涉及乡村旅游地乡村资源的旅游化转换和乡村居民的生计提升,而保障旅游生计资本达成的重要前提,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运行。所以,以旅游生计资本为指引,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可以架通政府、居民、资源等要素,联通居民生计、生态保护等行为,凸显研究的系统性与针对性。
(一)合理利用并引导保护优势旅游生计资本
乡村旅游地之所以能实现由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向以乡村旅游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是因为有某种优势要素或者稀缺要素的支撑。随着乡村旅游化的不断深入,这些优势要素或者稀缺要素成为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重要保障,并逐渐转化为农户的优势旅游生计资本。乡村旅游地要通过生态补偿措施,引导农户合理利用优势旅游生计资本,发挥其对劣势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
样本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中旅游人力资本、旅游资源资本相对较高,分别为0.6242和0.5778,这说明人力要素和资源要素是样本地农户持续生计的重要支撑。在样本地生态补偿中,应围绕保护优势旅游生计资本的原则,合理利用并引导保护旅游人力资本和旅游资源资本。统计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对旅游人力资本和旅游资源资本作用明显,分别为0.129和0.171。可见,样本地可以采用资金补偿的方式保护优势旅游生计资本,以发挥两个优势要素在乡村旅游化中的带动作用,以及在农户生计资本提升中的支撑作用。
(二)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劣势旅游生计资本
乡村旅游地农户经历了由农业生计向旅游生计的转型。在旅游生计状态下,农户的旅游生计资本要素与乡村旅游地的生态要素具有显著的协同性。着眼农户的旅游生计资本水平,乡村旅游地生态补偿才能达到“促发展”与“保生态”的双重效果,所以,生态补偿措施要积极关注农户旅游生计资本,尤其是劣势旅游生计资本。根据乡村旅游地的客观实际,精确计算农户的旅游生计资本情况,在生态补偿统筹设计和具体实施中准确对接旅游生计资本中的短板要素,有效提高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整体水平。
样本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中旅游物质资本、旅游金融资本和旅游社会资本相对较低,分别为0.350、0.372和0.377。在样本地生态补偿中,应围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关注旅游物质资本、旅游金融资本和旅游社会资本。通过精准的生态补偿措施,提高农户旅游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进而促进生态建设与农户生计的协同共进。统计结果表明,资金补偿、物质补偿对旅游物质资本作用明显,分别为,0.131和0.127,资本补偿对旅游金融资本作用明显,为0.251,资金补偿和政策补偿对旅游社会资本作用相对明显,分别为0.083和0.071。基于此,样本地应有的放矢地选择生态补偿方式对劣势旅游生计资本进行针对补偿。
(三)灵活组合生态补偿方式,提高农户选择的自主性
在四种生态补偿方式中,资金补偿对旅游生计资本的正向拉动作用最为明显,为4.120,在已有文献的数据统计中也呈现这样的特点。资金补偿作用明显,说明农户旅游生计中金融资本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各种资金的导入,满足农户生计的基本需求。但是,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促进农户生计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单一的资金补偿能满足农户短期的生计需求,却难以保障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提升。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持续提升,按照乡村旅游地客观实际,进行不同补偿方式之间的灵活搭配组合。
样本乡村旅游地的生态补偿措施主要以资金补偿和物质补偿为主,政策补偿、技术补偿相对不足。各种补偿方式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能否精准对接农户生计要素。样本地有的农户以农作物种植为主,有的以在外务工为主,有的以经营非农产业为主。针对相差各异的生计情况,应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将生态补偿内容与生态补偿方式进行统计细分和科学折算,建立生态内容与生态补偿之间,以及不同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等值交换关系,进而形成可供不同农户选择的补偿方式组合。
(四)挖掘生态补偿方式的资金转化功能,提高生态补偿效率
统计结果显示,在资金补偿、物质补偿、技术补偿和政策补偿四种生态补偿方式中,对旅游生计资本作用最为明显的是资金补偿,并处以绝对优势地位。原因有三:一是资金补偿能直接作用于农户生计水平,对农户生计的带动作用快速直接;二是资金补偿更容易被农户接受,农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补偿资金进行自由支配;三是相对于其他生态补偿方式,资金补偿更容易被量化,生态补偿主体更倾向于用资金补偿快速实现生态补偿的任务。
但是,在生态补偿的可持续性、生态补偿主体的承受力方面,单一的资金补偿不能满足生态补偿的系统要求,这需要挖掘生态补偿方式的资金转化功能,提高生态补偿效率。应增加物质补偿的条目清单,并进行资金量化,让农户根据自身生计需求选择物质补偿内容。应提高政策补偿的针对性和转化率,以任务清单和效果清单的方式,对政策补偿进行资金量化,提高政策补偿在农户生计提升中的价值和作用,激发农户对政策补偿的内在需求。应提高技术补偿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农户旅游技术补偿数据库,并进行资金量化,提升农户技术选择的自主权和评价权。
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9月第19卷第5期
史玉丁
史玉丁,男,广西酒店行业专家库专家,博士,山东女子学院旅游学院教师、副教授,曾任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中心产教融合项目主管,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财经与旅游商贸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旅游与公共治理。主持或研究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重庆社科规划普及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重庆市黔江区科委科技项目、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研究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重点项目等十多项。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商业研究》、《旅游学刊》、《中国农史》、《自然辩《生态经济》、《四川戏剧》、《世界农业》证法研究》、《民族教育研究》、《福建茶叶》、《世界农业》、《农业伦理学进展》、《Tourism Tribune》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获得2018年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优秀借调工作人员知识创新先进个人,2018年重庆市黔江区智库建设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2018年《旅游学刊》优秀论文,2018年指导学生创新创业比赛重庆市三等奖,2019年教育部春节返乡调研报告三等奖,2019年武陵山职教集团论文征集活动一等奖,2019年重庆旅游职业学院优秀共产党员,2020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中国农业大学一等奖学金2020年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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