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前后，旅游只是承担国家外事接待业务，虽然具备产业雏形，但并不属于独立产业。1984年，中央提出两个“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揭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产业的序幕（即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1986年，国务院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七五”计划，正式确立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并在“九五” 计划中将旅游业列入第三产业的第一位。在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旅游业则开始被正式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进行培育。此后，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出台了若干政策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旅游管理部分的制度设计也经过了多次变迁：1964年，国务院专门设立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来管理全国国际、国内旅游事业；1993年，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更名为国家旅游局并受国务院直接管辖，各省市也同样将负责外事管理的部门改成旅游局，负责统筹地区旅游业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地区将旅游局更名为旅游发展委员会（下文简称为“局改委”）。特别是2016年，山东省及所辖的17个地级市就全部实现了“局改委”。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有9个省份、109个地级市进行了“局改委”，部分县（县级市）也完成了“局改委”的工作（根据互联网资料统计整理）。为什么政府热衷于将旅游局更名为旅游发展委员会？其深层的制度背景是什么？这一改变是否会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从制度变迁角度解释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杨春宇等认为在大量非线性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制度变迁演化过程不连续，路径选择具有多重性，而且在不同的尺度和层次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旅游制度模式。但这并不能否认旅游制度变迁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因此，不少学者仍致力于研究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影响。贾生华和邬爱其认为我国旅游产业的成长与制度变迁是相辅相成的，旅游业的发展会倒逼制度进行变迁，而制度的良性变迁又会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余凤龙等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能更有效地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部分学者从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角度研究了地区旅游业发展及区域差异问题。郭鲁芳对比了淳安和临安两个县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县域旅游经济的制度变迁和创新经验。陆林等则具体研究了民营资本引入旅游业这一制度创新形式对旅游业的影响，并证实了民营资本的进入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叶全良和荣浩还认为，只有通过路径创新才能突破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制度变迁路径约束，从而形成良好的制度安排。而对于区域旅游发展差异问题，余凤龙和陆林从制度变迁角度解释了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区域旅游发展、缩小区域旅游差距的建议。荣浩和王菁华则认为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和市场化程度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政府管制程 度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另有学者从不同制度安排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角度出发探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Alipour和Kilic认为，制度的低效和无效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限制作用，只有通过制度的优化设计才能激发旅游业的发展潜力。冯等田的研究也表明，缺乏制度的约束，市场化行为会导致旅游资源的过度利用，从而降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熊元斌和刘红阳的研究则与之殊途同归，他们认为合理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协调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Bramwell也认为在景区可持续旅游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合作行为是必需的，而制度设计又是合作行为的基础，因此，景区政府的干预和调解对景区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Torres-Delgado和Palomeque则通过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和西班牙在旅游发展方面的55个制度性政策，分析了合理的制度对景区可持续性发展的积极影响。而王彩萍等的观点则与上述学者略有不同，他们认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源于市场化改革，政府的不当干预会限制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