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杨春宇还从方法论创新上对旅游业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引入演化博弈论思想，以“地方政府”博弈行为为纽带，将“微观主体”的“突变”和“中央政府”宏观层次的“选择”连接起来，构建旅游多元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旅游业发展与制度变迁问题。以上研究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制度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大多属于定性研究，邓涛涛等对国际旅游岛的设立虽然进行了定量研究，但关注问题太过具体，借鉴意义有限。因此，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还缺乏规范系统的量化研究。本文选择地级市政府的“局改委”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制度变迁对旅游业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评估问题。但与邓涛涛等的研究只考察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的设计是否提升了海南旅游的国际化水平相比，笔者的研究样本扩展到了全国所有的地级市，考察“局改委”这一制度变迁更具有普遍性，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制度变迁与旅游发展相关的文献，为转型国家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提供经验证据；第二，理顺“局改委”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验证；第三，解析“局改委”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机制，从理论上寻找“局改委”影响旅游发展的根源。

3.2 稳健性检验

表3汇报了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3组6个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考察“局改委”对国内旅游人数的影响，第（1）列只考虑“局改委”和时间固定效应，“局改委”的系数高度显著为正，系数为11.285；第（2）列考虑控制变量后，“局改委”的系数为8.743，仍然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局改委”的确促进地区国内旅游人数的增加，平均而言，如果一个地级市进行了“局改委”，国内旅游收入将提高8.7%~11.3%；与基础回归相比，“局改委” 对旅游人数影响更大，说明“局改委”后，旅游发展委员会可以整合资源，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国内旅游者的到访，但由于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对旅游收入增长贡献略小。控制变量中，旅游资源丰裕度、第三产业占比、地区在校大学生人数、地区人口密度和地区等级公路密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地区投资水平的系数为负，只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过10%的检验，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第（3）列和第（4）列考察“局改委”对旅游外汇收入的影响。第（3）列只考虑“局改委”和时间固定效应，“局改委”的系数高度显著为正，系数为17.242；第（4）列加入控制变量后，“局改委”的系数为14.123，通过5%的检验，说明“局改委”后的确促进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平均而言，如果一个地级市进行了“局改委”，旅游外汇收入将提高 14.1%~17.2%；控制变量中，旅游资源丰裕度、第三产业占比、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比、地区人口密度、等级公路密度和地区投资水平的系数为正，只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通过10%的检验。第（5）列和第（6）列考察“局改委”对境外旅游人数的影响。第（5）列“局改委”系数为0.174，高度显著为正；在控制相关因素后，第（6）列“局改委”的系数为0.083，通过5%的检验，说明“局改委”后的确促进境外旅游人数的增加；平均而言，如果一个地级市进行了“局改委”，旅游外汇收入将提高0.08%~0.17%；对比来看，“局改委”后，境外旅游人数的增长远小于旅游外汇收入，说明旅游发展委员会成立后，旅游境外宣传并没能产生较大改观，对境外旅游者的吸引力有限，但可以通过改善旅游服务水平，提升入境旅游者消费意愿。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第（2）列和第（4）列基本一致。

3.4 机制分析 

上文的分析已表明，“局改委”的确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并且“局改委”不存在选择偏误。那么，地区进行“局改委”后到底是如何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呢？下面笔者对本文所涉及的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策略是将“局改委”对7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在表5中，笔者只考虑“局改委”和时间固定效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对地区进行聚类得到稳健性的标准误。结果显示，“局改委”对地区旅游资源丰裕度、地区等级公路密度和地区第三产业占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其他变量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因此，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地区 “局改委”后，可以对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将地区积极组织本地区的旅游景区申请更高一些的A级景区，而同时改善本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最后提高本地区第三产业的占比和提高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以上分析表明，“局改委”主要是通过提升地区旅游资源禀赋来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结合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则主要表现为提升了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了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具体而言，“局改委”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局改委”增强了部门间的管理联动，提升了地区旅游资源整合能力。以往的旅游局项目审批权利有限，对于跨部门旅游项目的开发没有完全自主权，需要部门间协调配合。而同级部门间级别对等，利益关系不统一，因而往往相互掣肘，旅游项目启动效率低下。而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偏好往往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对于某种类型的旅游产品忠诚度不高，且国际国内市场旅游景点竞争激烈，缓慢的项目开发进程很有可能使得旅游产品的推出错过黄金时期，从而收效有限，甚至可能由于项目开展缓慢，而市场预期最佳旅游产品的推出时间已过，主观上停止跨部门项目的启动。更有甚者，由于前期跨部门协调的低效和困难，旅游局即便有很好的旅游项目规划，也会由于对沟通失败结果的预期而搁置商讨与实施。而当旅游局升格为旅游发展委员会时，便具备了在各部门间协调旅游项目开发、优化等工作的能力。这一能力的提升不但可以增强跨部门旅游项目的启动与实施效率，使得旅游产品的面世比过去具有更好的时机，从而在短期内提升旅游产品的绩效，而且还能化解跨部门合作失败的悲观预期，激活旅游产品和项目的创新活力，从而可以长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当敏锐的市场需求洞察力遇上高效的项目执行力时，旅游市场的绩效就能显著提升。第二，“局改委”提升了市场联合整治能力，加强了景区形象推广。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了与自身旅游资源的禀赋有关之外，还与资源的声誉息息相关。具备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群体形成的关系网络对旅游资源声誉具有重要影响。个体良好的旅游体验在其关系网络中的传播能够提高旅游资源的声誉，而不愉悦的旅游体验则会降低旅游资源在其关系网络中的声誉。造成不愉悦旅游体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旅游产业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很多不规范行为超出了旅游局的治理权限，而同级部门的不作为或低效率处理等给游客带来的损失 就会转化为以大量游客为中心的关系网络的不满， 甚至是社会舆论的坏口碑，最终受损的是当地的旅游产业。而“局改委”之后，旅游发展委员会对部门间涉及旅游问题的事宜可以充分协调和调动，可以对容易造成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不利的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最大程度地降低消极影响。而对于旅游产业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委员会还可以通过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更有力的监管，提供更严厉的处罚措施来降低景区人员与游客之间可能发生的摩擦，从而减小游客不愉快体验的概率，实现景区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