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2　注重物质文化，而回避精神文化

传统村落文化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又包括无形的精神文化，前者主要有传统建筑、传统工具和传统服饰等，后者主要有语言、民俗、歌曲、信仰和制度等。当前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是乡村内部自发与外部因素干预的结合，但外部因素干预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中发挥着主导与主体地位，如政策文本、资本要素和外来思想等。相对于有形物质文化的保护，无形的精神文化保护具有难以掌控和难以操作的弊端。鉴于此，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中的外部干预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村落有形物质文化的保护，例如，通过外来资金修缮传统建筑和收藏传统工具，通过外来产业赋予传统服饰等新的价值。与此相比，外部干预对于传统村落无形精神文化的保护相对缺失，虽然有些地方把传统歌曲艺术融入新的产业发展中，但在传统语言、信仰礼仪和传统制度等方面的外部干预相对较少。在传统村落文化的组成中，无形的精神文化是有形的物质文化的灵魂与基础，如果只对前者进行有效的保护，而缺失了对后者的保护与传承，那么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依然只是蜻蜓点水，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可持续保护与传承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进行外部干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与资本，二者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中的抓手较为容易地落实在有形的物质文化中，而对无形的精神文化缺少突破口。

２.3　外来关注为主，而内生要素不足

传统村落文化的断流与消亡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乡村发展过程中村民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忽视和遗弃。不扭转唯经济数据是尊的发展意识，村民就难以发挥对当地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作用。而对于中国当前的乡村发展而言，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目前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主要来自于外部关注或者外部干预。但在没有内生自发关注的情况下，外来关注是难以持续的。目前，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外来关注主要来自于当地政府和外来资本两个主体。从关注动机来看，当地政府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干预主要来自于两个要义，其一，为了完成上级管理主体下发的任务与职责；其二，以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为抓手，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前者，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指标化和数据化要求，使得下级管理部门以数据指标为导向，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指标的可靠性与差异化。对于后者，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传统村落文

化提高经济增速、吸引社会关注度与凝聚力，这种以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为工具，而非为目的的政府关注，使得传统村落文化保护难以持续。外来资本的关注重点是经济收益，在这种行为导向下，他们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措施主要是包装和美化，以期达到提高对外来消费者的吸引力。所以，外来资本关注的核心主体是外来消费者，而非当地原住民。可见，在缺少内生自发要素保护的情况下，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外来关注难以为继。

3.1  改善：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载体

改善主要是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场域进行提升，主要包括传统村落的内外部环境的优化以及对传统村落原住民的保护。在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处于经济上端的浪漫主义者与处于经济下端的进步主义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着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在经济指标上，传统村落处于社会发展的中下端，传统村落的拥有主体更倾向于在进步主义视角下对传统村落进行优化，即更追求从贫困到富裕的进步，从落后到赶超的进步，从关注边缘化到关注聚焦点的进步。传统村落进步主义的发展与外来欣赏主体浪漫主义的追求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应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升传统村落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传统村落只有在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基础上，才可能去追求“乡愁”“诗意”和“记忆”等浪漫主义格调的要素。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原住民收入的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却是可以调解的。当前，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通过外部干预进行内部环境的优化。通过政策文本、资金入驻等外部要素，提升当地原住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当传统村落原住民觉察到自身的经济收益受限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时，为了追求经济收益，可以选择从乡村外部获得经济收益，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转移性支出对原住民的经济收入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

３.2  参与：构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的参与机制

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封存式的“记忆”，更应该在经济产业、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３个方面探寻其存在的价值。在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供给要素，传统村落文化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应基于其商品化的属性，即传统村落文化的买卖关系。商品的买卖要基于产业发展，以产业为载体，促进商品的交换，传统村落可据此进行产业调整与产业布局。以传统村落文化为商品的产业形式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和现代服务领域，如乡村旅游产业、艺术品加工产业、演出与展览产业等。在中国“互联网＋”和农旅融合等政策背景下，传统村落可以通过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当地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农村社会的关注点存在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环境生态和文化传播等领域，传统的农村社会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带动和政策引导上，内生社会要素的自我发展体现较不明显。作为重要的社会要素，传统村落文化可以充当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应积极鼓励原住民把传统村落文化应用到农村教育、就业、养老、环境生态和文化传播等方面，体现城乡文化差异和村村文化差异，提高原住民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农村治理历史的变更，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的更迭，而村民自治中又有乡绅治理、族长治理、精英治理和民主治理之间的更迭。农村村民自治应发挥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伦理和信仰文化的作用，通过公认的文化准则，实现农村的民主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