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3  赋权：厘清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传统文化保护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外来资本与原住民３个要素。厘清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可持续的前提。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政府意志主要是政府治理与政府政绩，这一权利可以通过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工程获取，同时政府也负有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可持续的义务，而传统村落文化的可持续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与恰当定位。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外来资本的利益诉求主要在于经济收益，通过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经营获得经济收益与社会价值，这一权利是产业发展中政府与原住民对外来资本赋予的，同时，外来资本也承担着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社会责任与发展义务。作为传统村落的拥有主体与传统村落文化的主要载体，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中拥有监督政府与外来资本制定、实施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政策与措施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权利，以及获得自身经济补贴、乡村社会发展、村落文化繁荣的权利，同时应承担配合政府与外来资本进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干预的义务。可见，政府、外来资本与原住民三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互为“赋权”是约束某一主体权利、落实某一主体义务的有效方式。从当前中国权利获取、权利执行和义务承担的强弱关系来看，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工作中，更应该注重对原住民这一参与主体的“赋权”。通过对原住民的“赋权”，提高其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意识，以及对政府与外来资本的监督意识。

３.4　可持续：促进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的持续性

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化是一个长期工程，应力求其可持续性。文化保护与活化的可持续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文化传播的主体是政府、外来资本与原住民，而文化传承的主体更集中于原住民自身。政府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播可以通过地方特色宣传、文化产品塑造、文化产业引导和文化政府制定等途径进行。外来资本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自身经营的文化产品的宣传与营销进行。原住民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是相辅相成的，主要通过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人际传播与代际传承。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的可持续还建立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的基础上。传统村落文化作为人类乡土文明的重要遗产，从发展人类学视角，更应体现出文化在人类系统发展中的需求，而需求的紧迫性程度直接决定着传统村落文化的可持续程度。政府、外来资本与原住民在进行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中，要对其进行加工与提升，根据人类系统需求促进其适度嬗变。笔者认为，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加工与提升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化不矛盾，只有适合人类发展需求的传统村落文化，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僵化保护不利于其有效传承，应根据人类发展需要，把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措施与多种形式的活化措施进行有效结合，才能实现文化传承与人类发展的协同与共荣。

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根据人类发展的规律对其进行合理保护与适度活化。发展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与本研究的理论支撑高度契合，可以利用发展人类学的４个核心理念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化进行理论指引与路径指导。通过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存载体、构建传统村落文化的参与机制、厘清传统村落文化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促进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活化的可持续，实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而实现传统村落文化与乡村系统发展的协同与共荣。

乡村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也离不开乡土文化的积淀。在中国文化强国的发展历程中，挖掘、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是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路径。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背景下，调整乡村供给要素和增加传统村落文化的有效供给是促进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精准扶贫的民生工程中，通过“传统文化＋旅游”“传统文化＋农业”和“传统文化＋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提高传统村落文化在产业扶贫中的参与度是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项。可见，传统村落文化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定位不可忽视，加强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化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