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是旅游地重要利益群体，社区参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东西方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都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1985年Murphy 首次将社区方法导入旅游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持续旅游和社区发展受到重视，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在西方掀起热潮，并在我国逐渐起步。综观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意义和条件、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范围和内容、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机制和模式、社区参与的类型与阶段等方面。对社区参与旅游的评价，已受到学者的关注。Tosun通过大量案例研究认为发展中国 家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局限于社区咨询和象征式参与这两种形式；罗永常对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定性评价；汪芳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杨锦玉等对湿地社区参与和湿地生态旅游管理现状进行了 定性评价；杨效忠等从家庭和利益视角分析了皖南古村落社区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郭进辉等以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效果评价体系。相关成果主要从不同角度以传统的定性、定量方法对社区参与的状况、水平、效果进行了研究，但在判断旅游地社区参与整体状态具有指标意义的社区参与度的宏观系统评价，并通过评价对不同旅游地社区参与状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比较分析等方面，相关研究还少见报导。旅游地社区参与具有层次性和复杂性，本文从构成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的要素和影响因子入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定量评价方法，建立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并以周庄、同里、西递、宏村四大传统村镇旅游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揭示案例地社区参与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促进传统村镇旅游地和谐社区建设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  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体系 

社区旅游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社区居民可以参与的范畴广泛，因此社区参与度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参与的广度、深度、影响力等。对社区参与度进行评价，要充分考虑其层次性和复杂性，建立层次评价模型是较为理想的方法。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的复 杂程度，将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评价指标分为三层。最高层即目标层 (A)，为社区总体参与度；第二层为要素层 (B)；第三层为指标层 (C) (表1)。要素层 (B) 需要根据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范畴来确定。Tosun认为社区参与主要体现在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王瑞红等认为，社区居民应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旅游经济活动、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Pearce等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等。综合文献资料，结合我国旅游地社区参与的实际，评价的要素层 (B) 可以设定为旅游规划与决 策参与度 (B1) 、旅游经营管理参与度 (B2) 、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宣传教育参与度 (B3) 、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 (B4) 四个因子。指标层 (C) 的指标选择力求全面反映要素层的内容、特征和属性，做到全面性、可比性、科学性、独立性。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包括授权居民自行决定旅游发展目标，倾听居民对发展旅游的希望和看法，从社区的评估，到规划和推动，再到全程的监督，在旅游发展决策中，社区居民是否拥有有效参与渠道和参与机制直接关系到社区参与的深度和效果。因此可以从规划决策参与的组织制度化程度和居民覆盖度、社区对旅游发展监督的参与程度、社区意见的吸纳程度四个指标来测量。社区参与旅游经营管理主要体现社区对旅游经营管理权的参与、居民的旅游就业机会和就业层次等方面；社区参与资源环境保护与宣传教育从社会和环境角度体现社区的作用和价值，主要表现为居民对旅游资源的共同管理、对旅游环境建设、宣传教育、旅游培训的参与；社区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是社区参与的目的，从总体上看，社区旅游收益应大部分截留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建设；另外，居民是社区的主人，应参与旅游收益的分配，尤其是对未直接涉足旅游业及受旅游业影响较大的居民，通过集体基金补偿、利益二次分配等形式保障他们也能分享旅游收益，体现旅游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因此，社区参与旅游收益的程度可以通过旅游收入社区截留比重、居民家庭旅游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居民参与旅游收益分红的程度、旅游收益对社区基础设施与公共福利的贡献度四个指标来测量。其中，旅游收入社区截留部分包括直接分配给社区集体和居民的旅游收入部分、景区经营公司用于文物保护和环境建设的旅游收入以及上缴后又返还给社区的旅游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