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伦理治理的历史流变

在宏观的国家治理范畴中，伦理治理一直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总是以一定的伦理为指导和目标，这是中外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验证的实践事实。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中伦理的价值定位是有区别的，并且呈现出差异明显的伦理治理流变。

西方国家的伦理治理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该时期的政治治理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强调政治的伦理性。苏格拉底认为伦理准则是城邦政治的基础，柏拉图强调“一个幸福的国家一定是正义的”，亚里士多德倡导国家治理要秉承公平正义伦理思想观，认为“公正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与古希腊时期不同，中世纪封建时期的政治伦理与政治制度有了清晰的界限，政治伦理被认为是超越政治制度独立存在的客体。中世纪封建时期对古希腊伦理治理中单纯伦理说教的反思，开启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伦理相关关系的探索。近现代资产阶级时期的伦理治理主要是权力政治伦理，反对公共权力设置的人治，“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托马斯·格林认为应注重国家在维护共同理想的保障作用。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在权利与善、平等与自由等领域存在较大的思想差异，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治理思想成果。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伦理治理思想更为深厚，有悠久的政治伦理化传统。中国伦理治理思想大致起源于西周。这一时期的伦理治理思想主要在延续以往民主性的基础上，凸显了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等级观念。孔子和孟子形成了以“德治”和“仁治”为核心的伦理治理观，这为我国传统伦理治理理念确定了基本的框架。秦汉时期，在新的社会政治架构的需求下，形成了“儒法结合”的伦理治理格局。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五行宇宙论结合在一起，使得儒家伦理治理有了新的论据支撑。两宋时期，我国伦理治理思想经历了制度化的演变。朱熹“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的民本思想凸显了限君思想和大一统趋向。明清时期，第一批启蒙学者批判专制制度，使得中国传统伦理治理理念开始解构。主要表现为公私之辨对“家天下”的解构，以及新的平等自由观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超越了传统的伦理治理价值观念，致力于公共权力非政治性质的转变，突出“人”的价值，并通过伦理治理秩序的构建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2.特色小镇建设中伦理治理的本质规定

从工具属性来看，伦理治理是统治阶级借用道德伦理的社会影响力，利用一定的权力进行社会管理的治理手段。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伦理治理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伦理治理的主客体划分。特色小镇建设中伦理治理的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镇基层政府等强权持有者，而是公信力和伦理道德的持有者，客体也不再是被迫管理的乡镇原住民等“下级”公民，而是需要伦理约束和治理的对象。其二，伦理治理的现实需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调控方向下，作为一种自律治理方式，特色小镇的伦理治理具有广泛和全面的适用性，是对传统乡镇发展中“他律干预”的有力回应与迫切补充。

从价值理性来看，伦理治理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中道德要素的倾斜和社会治理的纠偏。伦理治理在于内生的德治，并致力于实现善治。其一，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伦理治理凸显“协调与共荣”的价值诉求，在乡镇基层政府、外来资本、原住民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契约基础上追求内生伦理自律与政府治理他律相结合的治理架构。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乡镇基层政府发挥行为的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力，但在治理过程中乡镇基层政府不是必然要素，有时不需要乡镇基层政政府的参与。其二，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伦理治理凸显“公共服务至上”的伦理精神，其中自律的伦理治理与他律的政府治理缔造的公平与效率是特色小镇建设的普遍价值追求。

从治理伦理来看，与其他领域的伦理治理相似，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伦理治理也是对伦理意识的塑造以及伦理行为的治理，即伦理对道德伦理及其相关领域的意识和行为的干预。其一，对特色小镇建设中道德伦理意识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伦理意识来自于道德感动，即不同于情绪激动，也不归属于逻辑推理和理论推理。为何种道德而感动，感动至何种程度，直接影响着伦理意识的产生、判断与介入。其二，对特色小镇建设中道德伦理行为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道德伦理行为来自于道德伦理意识，道德伦理行为的治理，根本上还在于对道德行为意识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