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回顾与理论假设

1.1 研究回顾 

1.1.1 旅游研究视角下的居民幸福感 

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幸福感概念最早来自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强调对于善的追求是人们获得幸福的保证（Ryan et al., 2001）。在现代研究中，幸福感更贴近于一种心理感受。它可以是积极情绪的最大化，即主观幸福感；也可以是通过充分展现自我潜能而获得的满足感（Waterman, 1993），即心理幸福感。关于居民幸福感的测量与幸福感的概念一样，主要有2条路径：一是从自我因素，如生理、性情和个性的视角测量幸福感；二是基于生活环境理论，认为幸福感来源于个人生活，从具体生活领域（如家庭、工作等）等评价个体的幸福感。

在旅游研究中，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梁增贤，2019）。相关研究从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2条路径对旅游业发展下的居民幸福感进行了充分探讨，累积了丰硕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并不能完全解释居民幸福感，并对其进行了测量。有研究者提出旅游地居民幸福感（Happiness）的概念，认为这是当地居民对总体生活各领域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与自我的满足（McCabe et al., 2013）。新近研究基于幸福主义理论（Eudaimonis‐ tic theories）将旅游地居民生活幸福感分为 3 个维度：物质幸福感、情感幸福感和自我发展。其中，物质幸福感包含对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收入、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情感幸福感反映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家庭纽带、社会关系和社区依恋的满意度；自我发展则是指旅游发展产生的个人成就感（Wang et al., 2021）。该研究为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但该框架中的情感幸福感只考虑了居民与家庭、社区和地方之间的情感，忽略了居民与游客之间可能存在的情感。

当生活的地方成为旅游地，当地居民便会产生与外来游客人际互动的可能性。塞利格曼（2012）在《持续的幸福》中提出“幸福2.0”理论，指出人际关系是追求人类持续幸福的基石。随后辜红等（2013）在梳理持续幸福感理论时指出，一般幸福感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而持续幸福感的形成有赖于积极的情绪、自主的投入、追求人生的意义、处理好人际关系、及获得成就。换言之，成就与人际关系是持续幸福感形成的重要因素。结合旅游地居民生活幸福感框架和持续幸福感理论，并基于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背景，本研究将幸福感划分为4个维度：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人际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其中，生活和工作幸福感衡量的是物质幸福感；人际幸福感属于情感幸福感，表示当地居民在与外来游客相处中所带来的获得感，体现持续幸福感所提倡的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心理幸福感表现的是个人成就，也是持续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客观因素中首要因素是经济（张学志等，2011），也是最根本的因素；随后渐渐考虑了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生态环境治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Fa‐ bricia et al., 2020）。主观因素主要考虑的是居民本身，包括居民的学历、教育、年龄、受教育程度（孟雅茹等，2020a，2020b）等个体特征，以及旅游发展态度（陈璐等，2019）、居民参与（辜红等，2013）、社区归属感（陈璐等，2019） 等主观情感。目前国内外研究对于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形成的影响因素，已从主观和客观2个方面形成较为全面的解释，但对于主客观之间互动视角的探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效用论”和“互动论”被认为是走出“幸福悖论”最具解释力的两大范式。丘海雄等（2014）指出幸福天然便具有外源性特征，而非纯粹的个人体验，研究应该致力于探析“互动论” 视角下的幸福形成路径与机制。因此，本研究以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为理论基础，探究居民对旅游地知识的凝结、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居民的幸福感知。

1.2 研究假设 

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构成，是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李燕琴等，2021），也是居民天然拥有的参与旅游业发展的资本。在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地方性知识为地方居民提供了获得收益与实现价值的方式和路径（韩萌等，2021）。当地居民可以凭借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参与当地特色产品的制作、当地民俗的表演、地方性知识的教学和传播等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或非就业型工作机会。由于经济收入的增长在遗产地社区往往意味着家庭地位的提升，很容易让居民产生更多的工作自豪感和满足感（林小玲，2008）。此外，本地就业和收入增长也往往意味着家庭和谐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也会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再者，在持续幸福感理论中，幸福感提升的关键在于有意图的活动，包括动机、认知和行为（辜红等，2013）。已有研究表明，当地遗产认知越全面的人群，其文化延续力也越强（李渌等，2021），能在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凭借文化主体地位，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更多的潜力实现自我价值（陶慧等，2021）。此外，旅游活动本身便带有社交属性。游客渴望了解当地有意思的知识，而这些信息往往只有当地居民才掌握，需要通过居民的知识传递才能让游客知道（Caterina et al., 2019）。因此，地方文化传播对旅游地居民来说更是一种与 游客间的社交手段，能满足其人际需求。因此提出假设： 

H1：地方性知识能正向影响工作幸福感（a）、生活幸福感（b）、心理幸福感（c）和人际幸福感（d）。

如前所述，遗产地居民可利用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参与旅游开发与发展，并因此获得旅游带来的经济、工作和生活上的收益。但这种收益的获得离不开主客互动的介入。旅游是一个互动交往过程，在遗产旅游地，地方性知识可以转化为产品、表演亦或是旅游体验活动（赵巧艳等，2021）。但无论是表演还是活动，都意味着要有游客的参与或者要有游客作为受众，因此必然产生主客间的交流与互动（陈璐等，2019）。在这种居民和游客的互动中， 居民所具备的地方性知识会转移到游客，与游客一起实现价值共创进而增进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提升居民的幸福感（Chen et al., 2020）。因此，遗产地居民能通过主客互动，发挥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以获得工作上的幸福感。除此之外，遗产地良好的环境与氛围需要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共同维持，当地居民在互动中向外来游客传递的地方性知识和乡规民约，能熏陶与引导外来游客减少和避免诸多不当行为，为当地居民营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正如友好主客关系所倡导的，主客双方的良性互动能为双方带来幸福感（Lehto et al., 2020），而对主客间交往的满意度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Car‐ neiro et al., 2017）。基于此，提出假设： 

H2a：主客互动在地方性知识与居民的工作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主客互动在地方性知识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地方性差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驱动旅游的产生（李燕琴等，2021）。外来游客出于对目的地地方知识的好奇而趋向于在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中了解和获得地方性知识，这是旅游体验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吴若云等，2019）。一方面，在此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之间互相传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地方习俗，达成相互间的理解和支持，产生一种适度的积极体验（李燕琴等，2021），并在互动中实现对人际交往的追求。另一方面，知识拥有者通常会产生分享意愿，积极的分享通常能产生愉悦感（Calero et al., 2020）。对于地方居民来说，在与外来游客的互动交流中能实现对地方文化的分享意愿，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感。旅游业的发展让人们重新发现地方与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所在，也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熟知地方知识使当地居民能更加自信地与外来游客进行对话和交流，发挥自我在旅游发展中的价值，获得心理上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李燕琴等，2021）。因此，遗产地居民可以借助主客互动，从地方性知识中获得人际与心理幸福感，提出假设：

H2c：主客互动在地方性知识与居民的心理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H2d：主客互动在地方性知识与居民的人际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包含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和居民幸福感等3个构念，其中居民幸福感为二阶潜变量，包含生活、工作、心理、人际等4个一阶潜变量（图1）。

3 结果与分析

3.3 整体拟合度检验 

用AMOS 23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整体拟合度检验，假设模型代表适合每个多维度量表的最佳模型，其中居民幸福感加载二阶潜在因子，通过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和简约适配度3类指标判断。如表4所示，在绝对适配度中，χ2=215.819 （P<0.001）、χ2/df=1.798、GFI=0.913、AGFI=0.877、 RMSEA=0.056；在增值适配度中，NFI=0.940、RFI=0.923、IFI=0.972、TLI=0.964、CFI=0.972；在简约适配度中，PNFI=0.737、PCFI=0.762。根据Hair（2011）提出的标准，所有指标均在可接受阈值之上，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

为防止常见的方法偏差，进一步测试该假设模型的3种替代模型，结果显示（见表4），与原模型相比，各替代模型的拟合度均变差，因此采用原模型进行检验较为合理。

3.4 主效应检验 

采用AMOS 23对研究模型直接效应进行检验，通过极大似然法检验，分析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如表5所示，地方性知识对工作幸福感、生活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以及人际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a、H1b、H1c和H1d均成立。

3.5 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样本容量较小，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可有效减少犯第一类统计错误（弃真偏差）的概率，且无需考虑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Hayes，2009），因此，基于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运用SPSS 26的Bootstrap方法检验主客互动的中介效应，多次重复抽样5000次，置信区间95%，最后根据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如表6所示，“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工作幸福感”“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生活幸福感”“地方性知识 →主客互动→心理幸福感”与“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人际幸福感”4条间接路径在95%的置信区 间为（0.0637, 0.1772）、（0.0373, 0.1396）、（0.0579, 0.1730）和（0.0642, 0.1831），均不包含0，可见主客互动在地方性知识与工作幸福感、生活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人际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综上，假设H2a、H2b、H2c和H2d成立。

4 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