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民族复兴、文化强国、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时代产物，是国家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创新和实践，是传承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因而，广西以“湘江战役”长征文化资源为核心，编制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与保护总体规划》并积极推进建设。然而，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地方原有空间属性也随之改变，导致空间生产加速，引发了空间功能重置、空间生产结构改变、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等空间现象及问题的出现。本文拟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研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的长征文旅空间重构， 选取以“湘江战役”长征文化资源为核心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为案例地，一方面从“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分析长征文旅空间的生产过程，并挖掘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空间现象及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构建重构逻辑，对长征文旅空间进行重构，探寻长征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强化多元文化融合，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共生、经济共生、社会共生的理想局面。

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通过保护修缮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纪念设施等项目塑造了具有长征文化展示功能的物质空间，且利用文本、图案等符号建构长征文化空间。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资本力量、旅游者介入改变了原有空间生产结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空间的生产。因此，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长征文旅空间的生产，本文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辩证”和郭文的“物理－社会－文化”逻辑框架，从“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图１）。

3.1  物质空间：权力主导下的空间实践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以传播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为核心，将长征文化与自然风光、地域文化相融合，整体呈现出一种“红＋绿”“红＋古”“红＋农”的拼贴景观。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过程中， 以“政府主导、资本运作”为主要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主导着物质空间生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广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9－2022年）的意见》， 要求进一步深化拓展湘江战役旧址等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以全州、兴安、灌阳、龙胜、资源等革命文物集中地区为重点，推进桂北地区长征革命文物的整体规划、统筹展示，以及全区革命文物和红色标语的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同年8月底，桂林市基本完成纪念设施建设保护和红军遗骸收殓保护工作，并根据《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要求，启动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广西段）建设与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习总书记对湘江战役在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十分重视，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把湘江战役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场重要战役，高度评价湘江战役，始 终牵挂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2018年11月，习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做好湘江战役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全州县政府积极探索国家文化公园的 管理模式，专门成立了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国家公园的管理机制，建立科学、系统、高效的管理机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全州段）主要由这个部门统一管理。”

3.3  社会空间：空间使用者的活动场所 

社会空间融合并超越了物质、文化空间，是属于空间使用者的活动空间，具有社会性。伴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建设，原有的空间属性开始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旅游、消费空间，旅游者开始介入，与居民共同成为空间使用者。

3.3.1  旅游者的地方建构 

资料显示，自2019年9月12日对外开放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起，截至2019年11月26日，三处纪念地共接待旅游者101.5万人次。2020年国庆期间，三处纪念地更是迎来大批区内外旅游者，众多旅游者前来追寻红军足迹。通过实地访谈发现，参观长征文化景观，视觉刺激和具身体验唤起了旅游者的历史记忆，激发了对红军战士的追思，产生精神世界的启发，从而建构了旅游者的表征空间。

“以前都是从书籍、影视剧上了解到湘江战役的历史，今天来纪念馆参观后感悟更深刻，中国共产党真伟大，我感觉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升华。”“参观完这个纪念馆，认真看完红军长征每一段历史，我心情十分沉重，但又很敬佩红军战士。感谢革命先烈、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当今和平年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3.3.2  居民的认同与抵抗 

政府、规划者融合多元文化资源开发一批红色旅游景区，使封闭空间与外界产生了联系，将地域文化、民族风情传播出去，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感受到红色旅游发展的红利，对未来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红军当年途经我们这里，在寨子下面的龙舌岩上刻下了红军标语。现在政府把它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这几年很多旅游者来我们这里旅游。游客来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卖点自己的特产、小东西，租借瑶族服饰给旅游者拍照。现在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变好了，手头比之前也宽裕了。”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隐患。旅游业的介入致使资本力量和旅游者开始介入空间生产，逐渐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原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居民的空间权益受到威胁。“这几年政府一直在建湘江战役纪念园，我们这条街也被划进去了。现在游客也开始多了，土特产卖的多了，收入也上来了，我们很开心。但也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在自家门口干活或者打牌的时候，经常有游客在拍照，心里总感觉不舒服，感觉自己的生活被‘监视’了。”

通过研究发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质上是政府主导的空间生产实践，加快了“空间中的消费”到“空间的消费”的转变。随着权力主体不断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旅游、消费等复合功能得到了快速发展，资本力量、旅游者开始介入，改变了原有的空间生产关系。居民虽然参与了空间生产，享受了旅游发展红利，但未能深入其中参与生产，其空间生产主导地位逐渐被取代。

空间的使用价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空间本身的文化、体验价值。伴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步伐的加快，空间本身的文化、体验价值被作为生产资料，被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就空间生产主体而言，政府与资本力量融合了资本和知识，掌握着空间生产主导话语权，决定着主要发展方向。相反，居民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出现“低质权能陷阱”。“低质权能陷阱”是指居民在参与空间发展中，有参与机会但不能深入其中的实践现象。所以，政府要合理权衡多元主体的利益，积极鼓励居民参与空间生产， 建立“上下结合”的全民参与模式。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构建重构逻辑，对长征文旅空间进行重构，从而实现文化、经济、社会共生的局面，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4.1  空间重构逻辑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包容性，是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协调与谋划，即应用政治生产逻辑。伴随着其复合功能的发展，资本力量开始介入空间生产，缔造出文化旅游消费空间。尽管资本力量的介入带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导致了原有空间功能发生重置，居民成 为弱势群体。因此，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力量要将空间生产要素和利益分配有机结合，即利用资本增殖逻辑，使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由流动与组合，避免出现企业垄断，实现经济共生局面。同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文化象征，凝聚着公众的共同情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意涵。因此，除了遵循政治生产逻辑和资本增殖逻辑，更要考虑其社会性，注重开展空间中具有价值观塑造和文化传承作用的社会活动。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生产、资本增殖、情感体验三股重构逻辑力量来探索长征文旅空间的重构路径（图２）。

4.2  空间重构路径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共同体思想”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创新和实践，将单体遗产和地方性文化纳入拥有统一主题的国家遗产体系之中，是中国国家文化象征。首先，从“人类—自然”的角度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大型线性遗产体系，需要国家政治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其次，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融合了多元文化，建立了文化沟通桥梁。此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还蕴含着“个人—他人—群体—社会”等多重关系，不同阶级展开博弈，追求自身利益价值的实现，使得政治权力不得不权衡各方阶级的权益。因此，本文以政治生产、资本增殖和情感体验三股重构逻辑为基础，从“人类—自然”“政治— 文化”“人类—社会”等共同体思想出发，分别对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提出重构策略，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4.2.1  物质空间实践：塑造国家文化象征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国家文化象征，体现了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文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是文化自觉，即人们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认识。文化基因则需要依托文化符号 来表达，以触动公众的国家情怀。文化符号的感召力越强，公众对文化基因的认识度就越高，越容易增强公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坚定其文化自信。因此，政府要注重物质空间实践，只有良好的物质基础才能提高文化感召力，更好地展示长征文化。 

（１）加强文化符号的构建 

在构建文化符号时，首先要加强长征文物的征集、整理和保管等工作，调查明确长征文物的位置、产权与展示利用等现状信息，建立长征文物数据库。其次，要重点保护修缮 长征文物保护单位、革命遗址等文化遗产，统一标识建设。再次，可依托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进行长征文化的“二次开发”，尝试突破以往纪念馆的刻板解说方式，通过去神化方式将革命志士普通平凡的一面表现出来，建构更全面、鲜活和更贴近受众的英雄记忆。最后，应积极邀请专家、作家参与建设，依托长征史实、长征文化创作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 

（２）加大文化生态整体保护 

政府要构建跨边界协同治理机制，在现有文化符号的基础上，探寻长征文化遗产与周边自然、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点，加强不同区段文化符号的关联建设。比如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的原则，重点推进管控保护区的连片保护。根据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时序与发展，建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网站”，打造长征文化遗产廊道，建立多元文化的联结纽带，为长征文化建设、传播以及全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 

4.2.2  文化空间表征：形成全民文化认同 

各级政府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进程中，要加强文化建设，利用现有的文本符号构想出一种象征性概念空间，通过文化符号的传递实现价值观的塑造和长征文化的传承。 

（１）强化复合功能发展 

爱国教育、科研实践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首要功能。首先，成立红色长征文化研究中心，深入研究长征史实，为 开展中共党史、革命精神教育夯实基础。其次，加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党政教学活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实践活动，强化爱国教育、教学功能，开展中共党史和革命精神教育，强化长征文化认同。再次，政府要结合互联网科技和新媒体技术，使参观模式多元化。政府可利用声光电、ＶＲ、ＡＲ等高科技体验设备强化参观学习者的文化体验，建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公众 号、官方微博、官方网站进行长征文化的宣传、教育教学，并结合线下教学活动开展宣传教育，弘扬长征文化。相较于爱国教育、科研实践的首要功能，旅游休闲功能更加贴近旅游者等社会公众。首先，政府要注重长征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在此基础上要强化旅游者的地方情感和归属感，将旅游场域转化为旅游者体验仪式操演和个体化实践的记忆场，引发旅游者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认同，实现“文化符号”到“文化景观”再到“文化认同”的转化。其次，政府与规划者可以采用蒙太奇创作手法，强化旅游者空间体验感。蒙太奇（Montage）原指建筑中的组合、装配之意，后被引用到艺术领域，被解释为有意涵的、时空人为的拼贴剪辑手法。政府与规划者可通过融合长征文化、民族文化、现代科技等多元元素，打造非线性“类链式”的文化体验。比如，在纪念馆内通过合理运用声光电技术，一比一还原历史场景，打造沉浸式旅游体验。再次，利用互联网科技，如抖音、公众号、小红书、大众点评等社交媒体，通过美食、戏剧、摄影等体验方式，重视旅游场域下个体审读、网络体验和情感交流的受众特点，强化个性化的产业特色，重塑旅游者的地方感知。 

（２）推进多元文化融合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过联结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价值形成了一个“价值共识体”。旅游者流动实现了文化价值共享，形成密切的文化关联，搭建起文化认同圈。因此，中央政府要构建跨区域文化建设体制，通过串联沿线不同行政区、民族聚居区的文化符号，打造多元文化“走廊”，促使形成文化关联。各级政府应建立跨区域协同管理机制，通过邀请规划专家、设计师等专业人士规划建设跨区域文化融合体验区、文化廊道等项目，营造出一种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意境。另外，旅游者通过旅游行为与居 民产生文化交流，并在结束旅游行为返回原住地后与原住地居民进行文化价值共享，不断搭建起文化认同圈，形成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 

4.2.3  社会空间重构：推动可持续性发展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既承载着历史记忆、长征文化，也蕴含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多重伦理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涵。因此，各级政府要合理权衡多方主体的利益，宏观调控文化、旅游资源的配置，促使资本力量有机分配生产要素和经济成果，积极鼓励居民参与建设发展，实现文化共生、经济共生、社会共生的理想局面。 

（１）积极鼓励居民参与共治 

红军长征线路几乎全线贯穿居民生活区，积极鼓励居民参与建设与发展，采用“上下结合”的发展模式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所覆盖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居民专业水平较低，参与治理的意愿较弱。因此，在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建立垂直的管理体系，设立权威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社区居民委员会，构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其次，注重社区居民的定期培训，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保护意识，避免出现“低质权能陷阱”，提高公园内社区发展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再次，要侧重强调权力下放和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权益诉求中心、居民与旅游者的投诉中心等机构。最后，要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注重居民的情感需求和生产诉求，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２）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来说，保护、传承多元地域文化和尊重居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是其需要最终实现的目标。良好的社会秩序能够保障个人、群体乃至地方、社会利益的实现， 进而形成文化共生、经济共生、社会共生的良性循环局面。这里的良好社会秩序，既包括良好的空间生产秩序，也包括良好的社会互动秩序。空间生产秩序侧重于经济层面，主要指市场运作秩序。政府首先可以通过特许商业经营的方式与企业合作，引入科技、创意元素适当地发展旅游业，推动公共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相互补充。但同时政府应控制资本力量，促使资本力量有机融合利用文化、旅游等生产要素，均匀分配经济利益，避免出现单一资本垄断、独享经济红利现象。其次，政府要巧妙利用资本力量来鼓动居民参与生产，比如开发“红＋绿＋古＋农”多元文化旅游景区，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促使居民与资本经济红利共享，促进乡村振兴。良好的社会互动秩序也是构建一个良好社会空间的基本要求，包括旅游者旅游行为秩序和旅游者与居民的互动秩序两方面。在旅游行为秩序方面，由于文化遗产的脆弱性， 旅游者的首要责任是保护长征文化遗产，做到文明出行。政府要大力宣传文明出行，加强旅游者文明出行的自我意识。同时，各级政府要构建旅游行为监督机制，成立游客不文明行为投诉中心，做好旅游者旅游行为的监督工作，保护好长征文化遗产，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在旅游者与居民互动秩序方面，居民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地缘意义上的主人会怀着文化自豪感，友善地接待旅游者。但随着外来旅游者不断到来，居民的空间权益开始受到威胁。比如，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游客凝视，部分居民会产生一种被“监视”的抵触心理。因此，旅游者必须尊重居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得侵犯居民的权益。此外，政府在规划建设时要权衡居民的生活权益，可采用“前后台”的模式，划分文化旅游和居民生活的界限，做到既保护、传承长征文化也保留了居民真实的生活场域，形成社会共生的良好局面。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实践，它将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人文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分析长征文旅空间生产过程与过程中出现的空间现象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长征文旅空间的重构，寻求长征文化在现代场域中的适宜生存空间，探索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理想路径与模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国国家文化象征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价值，如何建设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征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的问题将引发更多的思考。从长征文旅空间生产来看，政府与规划者通过保护修缮长征革命遗址、历史建筑、纪念设施等项目构建物质空间，并使原有空间形态、环境及其属性发生了变化。同时，政府与规划者在物质空间基础上注入长征文化，通过空间表征来建构文化空间，而旅游者的地方建构与居民的认同及抵抗共同构成了社会空间。这三者共同推动了长征文旅空间的生产。空间属性的改变促使空间功能发生重置，间接导致空间生产结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政府与规划者逐渐取代了居民的空间生产主导地位。另外，资本和旅游者的介入虽然带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但也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政府与规划者应将政治生产、资本增殖、情感体验三种重构逻辑贯穿于长征文旅空间的重构过程中，采取加强文化符号构建、加大文化生态保护、强化复合功能发展、推进多元文化融合、建立良好的社会互动秩序等策略，促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可持续发展。